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王洛林教授，5月17日在图书馆202演讲厅就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中部崛起”问题作了专题讲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史焕平、副院长王芸等师生400多人聆听了演讲，报告由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韩士专教授主持。
围绕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话题，王教授分析了下面的六个因素。
近几年，中国经济以较高的姿态快速增长，导致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因素有：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价格控制进一步下降，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比例有所上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市场秩序和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改善。但王教授也指出，在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同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
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由于它们的垄断行性较强，而它们获取大量超额利润，却没有进行再投资，其资金闲置情况比较严重，这样造成企业资源严重浪费，中小企业却面临筹资困难，业绩较差的困境。但对其改革困难重重。
我国部分行业的价格仍由政府控制。如服务业收费、水费电价、电信收费等。王教授特别分析了出租车收费管制的例子。最近由于受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我国的进口石油价格也开始上调，北京出租车司机十分关注，因为燃油价格再次上调，将使北京出租司机每月的支出增加数百元。但是出租车收费标准受政府管制没有改变，减少了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甚至威胁到其正常经营。政府在调控相关价格时，遇到了两难问题，因为假如政府允许提高车费，市民利益就会受损。
但是有些应该由政府严格规制的行业，规制却不到位，例如食品安全标准问题，不仅令人担忧，而且间接造成我国出口农产品难以适应国际食品标准，比如农药残留过高导致农产品屡屡被进口国退回的事件。
长期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受到过多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存在许多无法进入的领域，不能公平的享有市场这块“蛋糕”。例如电信、能源、航空等国有垄断行业不利于民营企业的障碍仍将长期存在，我国市场准入机制有待放宽。
王教授指出不守诚信，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尤为明显，特别是许多企业不讲诚信，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在日本因为诚信观念较强，所以即使是村级机构也可发行债券，而在中国省级政府也无权发行。诚信的社会环境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之基，市场经济本质上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发展越快，诚信就越显重要。只有把经济与诚信有机地结合，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王教授具体分析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情况，50—60年代国家效仿前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到了80年代重点放在发展轻工业，在这期间国家为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金。90年代上半期主要发展基础设施，下半期是重化工业。并指出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起始阶段，今后20年将是我国工业化发展中资源使用最多的20年。我国是高能耗国家，资源利用率低，因此我们要提高技术含量，减少环境污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到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4%发展到41%，年均提高0.84个百分点。王教授又着重指出也存在片面追求城市化率的问题，就是采取简单的把农民驱赶到城市，给予其城市户口，甚至有人提出类似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理论；在城市则采取盲目拆迁。快速拆迁及方法不当，可能造成群众与政府之间矛盾激化。
城市化的背面是“三农”问题。城市化的发展，应该首先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化必须以生产生活保障为前提。因此，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应该加快建立起完善的配套服务，如：城市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环境品质、优化城市生产生活环境，使城市能持续发展，使城市生活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王教授首先提出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经济愈来愈紧密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新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也加快了国际化进程。但在频繁的对外贸易中，特别是中国入世保护期将满，贸易摩擦将呈高发态势，这将构成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智慧的严峻考验。
2005年3月，日本最大钢铁商新日铁与全球最大铁矿石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单方达成协议，双方将铁矿石价格涨幅最终确定为７１．５％这样一个天文数字。在2004年，中国铁矿石的进口量约为2.08亿吨。出口国澳大利亚供货商认为，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钢铁业快速增长的状况还会持续，中国将继续成为铁矿石进口大国。于是在2005年澳大利亚也单方面将铁矿石价格上涨至71.5%，并提出将价格涨幅调整为112%的要求。这给中国企业的谈判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在往年的谈判中，日本、欧洲是一个团体、一个声音，而中国国内的企业并不团结，各自为战。今年，宝钢扮演着领军人角色，代表中国全部钢铁商站出来同日本抢夺亚太地区铁矿石定价的话语权。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市场，为了更长远利益，世界主要铁矿石供应商之一的澳洲必和必拓公司（BHP）宝钢与BHP就2005年度铁矿石离岸价格上涨71.5%达成一致，BHP放弃额外加价的要求。
王教授指出目前，我国农村有4亿多劳动力。除务农者外，乡镇企业吸收了1亿多人，剩余劳动力有近2亿人。近2亿人中，四分之三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仍滞留在农村的有1亿多人。这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同时，王教授还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由于受传统的思想影响，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将继续增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储蓄率从80年代以来, 不断提高，从35%提高到40%以上，这一比率处于世界最高之列。而美国堪称是最不节俭的国家,1980年代以来其国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2004年达到了11.2%的低水平。
在我国，高储蓄率、低储蓄投资转化率很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投资乘数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而投资乘数：(b为边际消费倾向，t为个人所得税)，由于近些年来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边际储蓄倾向不断提高，所以导致政府的投资乘数拉动效果不理想。
此外，王教授还就中部地区经济崛起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王教授说面对东部繁荣、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中部经济整体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趋缓势头。中部地区可以发挥中部六省大城市的优势，依托长江和京广线、京九线、陇海线等干线通道，并通过加强区际联系，按照产业链来布局经济，抓住经济链条中具有强大的辐射和带动功能的关键环节。特别是江西省可以依靠毗邻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东面邻省福建省的出海口，进行经济合作，拉动本省经济腾飞。
王教授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是还有很多棘手问题拖至今日仍未解决。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非国有企业在发展中仍然面临制度方面、市场环境方面、技术进步方面等诸多方面的约束。这些问题还在影响着经济增长，但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有可能的。因为考虑到结构变化和体制改革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比如说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包括在内，今后20年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或接近于7%的水平是有可能的。这也就是说改革中可以继续增长的潜力还很大。
报告结束之际，王教授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并对于我校学生的提问水平进行了积极的肯定，希望同学们再接再厉，不断取充实提高。
